富强的意思是富足而强盛，指财富充裕，力量强大。古人论富强：“主之所以为功者，富强也。故国富兵强，则诸侯服其政，邻敌畏其威。”（《管子·形势解》）。

国富使民强

其大意是：“君主的功绩在于使国家走向富强。做到国富兵强，各方诸侯就会服从他的政令，邻邦也因敬畏其威力而不敢来侵犯”。

富强，是中国自古追求的治国之道。在《管子治国》第四十八篇里曾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所以说，富强，对于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有着深远的意义。它可以使人民安居乐业，同时可以惠及邻邦。

中国历史中富强的朝代有汉朝、唐朝、宋朝、明朝。以唐朝开元盛世为例，唐朝的强盛表现在国土边界辽阔。最北到达西伯利亚，最西到咸海，人口达到8000万，内政实行宰相制，完善了科举制度，武力也很强大，打败了突厥，东征朝鲜，灭百济，实行开放的通商政策，与欧洲、南亚、西亚都有来往。当时的国富民强的盛景，可从杜甫的一首七言古诗《忆昔》（节选）窥见一斑：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

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

天下朋友皆胶漆。百馀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

基督教的信仰也很重视富强之道。《圣经》中也不乏国富民安的记载。在《列王纪上》4章中记载了所罗门王时期的以色列国，可称为富强。《圣经》中描述：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都吃喝快乐。所罗门统管诸国，从大河到非利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所罗门在世的日子，这些国都进贡服侍他，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要听神给他智慧的活。这段以色列的历史也印证了管子的话：“主之所以为功者，富强也。故国富兵强，则诸侯服其政，邻敌畏其威。”

国富使文化强

众所周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清明的政治，经济的繁荣，才会出现文化繁荣的治世局面。我国古人说，“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国之本也。”（《说苑·建本》）说的是治理国家的根本，首先是致富，富裕了就能有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发展。富足而强盛，财富充裕。《史记·管晏列传》中也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

国家富强，足以使民移风易俗，因“民以殷盛，国以富，百姓乐用，诸侯亲服。”（《史记·商君列传》）

在所罗门王最繁盛的时期，国家的繁盛尽显所罗门的智慧，致使国家井然有序，从而让“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要听神赐给他智慧的话。”（列王纪上10:24）使得从神而来的智慧得以彰显于天下。

达到富强的途径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古圣先哲特别看重富强的方法。

孟子曾对想要治理好邦国的梁惠王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梁惠王上》）陶渊明在《桃花源记》里所描写的理想之国的场景也是“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可见，古人达到富强的一大途径就是男耕女织，靠着劳动而实现。正如圣经中的教导：“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箴言》10:4），所以，“殷勤人必得丰裕，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箴言13:4、11）

施比受更为有福

富裕之人切忌为富不仁，死守家财的并非真的富强之辈，最多也就算个守财奴。范蠡作为“商圣”曾三散家财，实践了“施比受更为有福”（使徒行传20:35），成为“有施散的，却更增添，有吝惜过度的，反致穷乏。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箴言11:24-25）最好的佐证。所以，我们基督徒更有责任实践共同富裕，让我们的富裕，成为千万人富裕的开始，从而使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