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立于上则俗成于下。——苏辙

法治，指根据法律治理国家和社会。简而言之，法律的统治。

在中国，“法治”一词最早见诸先秦诸子的文献，如《管子·明法篇》说：“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韩非子·心度》中说：“治民无常，唯法为治”。

在西方，早在古希腊时期，依据法律治理城邦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观念。与柏拉图主张“哲学王”人治不同，亚里士多德主张“法治应当优于人之治”。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具有一种为个人所不能做到的“公正性质”，是一个中道的权衡，而个人则难免受到感情的支配。亚里士多德因此提出了经典的法治定义：“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此后，法治一词逐渐成为西方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被广泛应用于政治、法律和社会等领域。

《圣经》经文也多处突显法治的精神和坚定主张。例如：“摩西将律法传给我们，作为雅各会众的产业。”（申命记33:4）；“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约翰福音14:15）；“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马太福音19:17）；“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约翰一书2:4）；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约翰一书5:3）；“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罗马书10:4）等。

文明的船舶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华文明的内核里，就是对法治精神的弘扬，例如，孔子主张“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朱熹理学的最高目标就是“存天理、灭人欲。”法家的整个思想逻辑就是围绕法治来论述和展开，可以概括为“以法治国”、“明法重刑”、“以刑去刑”等。这些思想都无一例外指向文明的根本，即法治的根本，无“人为”干扰的公正性、平等性发展。

《圣经》也特别强调，律法是上帝借着摩西给人类的珍贵、重要的产业，是对人的守护、慈爱、帮助，是上帝为了人类社会和谐公正而制定的统一的、至高的标准，在律法面前人人平等，无私可徇。在出埃及之时，上帝为了使百姓们可以建立一个和平、公正的社会，所以借着摩西颁布了律法，并将律法写在石版上，放在约柜中。例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版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出埃及记24:12）；“耶和华在西奈山和摩西说完了话，就把两块法版交给他，是上帝用指头写的石版。”（出埃及记31:18）。这些经文均体现了明确的法治价值、法治精神的美好，即可以通过这种治国的方式、原则和制度的实现，从而构建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

法治就好比文明的船舶，没有法治这艘船舶，文明就很难实现抵达“彼岸花开”的雄心壮志。

规范人类行为

法治，之于社会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法治是社会秩序和稳定的基石，它确保社会的各种活动和关系都按照明确的法律规则进行，保护每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确保公平和正义得到实现。有了法治，强权就不可以为所欲为，弱势群体就会得到应有的权利和保护。在这方面，法家尤其讲究，给予了“缘法而治”的明确指导，如“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史记·太史公自序》）、“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管子·任法》）、“法不阿贵，绳不挠曲”（《韩非子1有度》）、“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等原则。

从古至今，中国出了很多依法治国的案例，如秦国“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等，还有一些执法的案例，体现了执政者依法治国的尊重和决心，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记载了一件事：“（赵奢）收租税而平原君家不肯出租，奢以法治之，杀平原君用事者九人。”

同样的，《圣经》中很多经文都非常明确地对个人、当权者给予了“依法治国”的指导，如《出埃及记》中提到“不可奸淫”、“不可偷盗”等，这些都是法律的基本原则。《申命记》中强调了法律的权威性和至上性，指出“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像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石刻的人形，也不可用什么形象去比拟他”。《利未记》中则规定了法律的具体内容，包括婚姻、继承、财产等方面的规定。这些经文都强调了法律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作用，规范人类行为界限的指导原则，确保人类不因丧失天道伦理而陷入万复不劫的深渊。

法治昌明，则国家必昌盛。法治，是人类理想的结晶，在人类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中，法治是贯穿其中的重要法则。一个法治的社会，没有不公、没有黑暗，这就是人们所向往的美好人类社会，也是中国先秦诸子百家渴望的美好社会。

近代以来，“法治”正不同程度地在各个国家开花结果。在基督教文化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下，欧美等国家将法治精神应用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开创了西方近代史上的发展奇迹。

如今，中国将“法治”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中国对美好社会向往的生动表述，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