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儒家“中庸之道”与《圣经》道成肉身之“道”的对比研究

探讨基督教中国化的可行性路径

李晓艳   牧师

提要：基督教中国化就是基督教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必然路径。基督教文化和儒家传统文化分别是东、西方古代思想智慧的宝库，《四书》与《圣经》皆是人类世界最具有精神思想财富的经典。它们形式不一，但理论思想上却有众多异曲同工之处。本文将通过对儒家“中庸之道”与《圣经》道成肉身之“道”的对比研究探讨基督教中国化的可行性路径。

关键词：基督教文化、儒家文化、基督教中国化、中庸之道、道成肉身之“道”

引论：

儒家“中庸”在孔子弘“道”的“一以贯之”的方法和思想中占有很高的地位；“中庸”也是孔子一生行道的方法，这一方法渗透在他整个的实践之中；基督教《圣经》中道成肉身之“道”，更是基督徒信仰的核心。本文的目的，将在《圣经》道成肉身之“道”和“中庸之道”的相互对比与成全中，探讨两者的融合，如何促进基督教中国化，以此思考基督教如何更好的与社会主义社会相结合，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基督教信仰实践的意义，明晰信仰实践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有利于让基督教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社会，将坚持基督教中国化方向走深走实。

一、儒家“中庸之道”

儒家对“道”有其独到的看法，先从《论语》开始：《论语·尧曰篇》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论语·雍也篇》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中庸”作为一个概念，首见于《论语》一书，由孔子正式提出，但“中庸”的观念却由来已久，但百姓很少（“鲜”）知道，也很少（“鲜”）去行。“中”的观念发端于原始社会末期。早在尧舜时代，“执中”就是部落联盟首长调整与成员关系的办事原则。《论语》记载，尧将逊位于舜，授之以治天下之道，这就是“允执其中”。而舜又把这一大法传授给禹。又据古文《尚书·大禹谟》所载，舜在传授给禹的时候，还把尧所传的“允执其中”作了发展——“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后，在商周家长奴隶制国家，这一传统被保留下来，并成为古代君主的治民之道与修身之德，具有政治与伦理范畴的特点。其具体体现在《尚书·盘庚》《尚书·立政》《尚书·吕刑》中，而多以“中”“中正”“中德”字形出现。“庸”之一词在《尚书·舜典》和《尚书·皋陶谟》中均出现过。前者是“舜生三十徵，庸（三）（二）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后者是“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五）庸哉!”确切地说，盘庚开始提出“中”的概念，周公发展为“中德”，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继承发展了这一“先王之道”，把它和“庸”字合二为一，提出了“中庸”的概念，把它提到了“至德”的高度，并对它作了“过犹不及”的表述，这说明中庸已成为孔子的哲学范畴。[]

《中庸》的作者子思，是孔夫子的孙子，曾子的学生。子思之所以能写出《中庸》，程子（程颐）提示说“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即从孔子-曾子那里传承来的精髓。“中庸”这两个字，是儒家的最高道德标准，也是最高的思想体系。

《中庸》：

1.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

2. “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

3.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4. “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已而不愿，亦勿施于人。”

5. “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

6. “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

7.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而道中庸。”

孔子“中庸”观的形成与他个人所生活的年代、人生理想是分不开的。孔子生活在春秋社会末期，当时正是奴隶制最后解体的时期，尽管各诸侯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但是奴隶制的全面崩溃，已成为社会发展的总趋势。鲁国的奴隶制也正在保守主义的轨道上走向瓦解。整个没落的奴隶主贵族阶级已经没有多少实力来抗拒社会改革，他们只能在苟延残喘中挣扎。礼乐的崩坏、周室的衰微、诸侯间的互相倾轧、整个社会的动荡，使得周初的文武之道全失，社会处于各种矛盾空前激化的状态中。[]

面对这种社会现实，孔子以明道于天下为己任，希望通过入仕宣扬自己的道，恢复那种上下各安其位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从而实现自己所向往的那种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的大同社会的理想。当然，由于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无人可以阻挡，尽管孔子的人生理想十分完美，也绝无实现的可能。在入仕这一途径被关闭后，他只能退而求其次，通过广收门徒，宣传教化，整理文化典籍来传播自己的思想学说了。

关于“中庸”一词的确切含义，无论是在孔子那里，还是在其孙子子思那里，乃至先秦儒家，都未做明确的界说。一般认为，自古至今关于“中庸”的解释最为权威的有郑玄、程颐、朱熹三家。关于“中”：郑玄说是“中和”，程颐说是“不偏”“天下之正道”，朱熹说是“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关于“庸”：郑玄说是“用也”“常也”，程颐说是“不易”，“天下之定理”，朱熹说是“平常也”。据此，中庸研究者多认为，中庸的“中”即中正、适当、合宜、正确，无过无不及而恰到好处之义；系与“偏颇”和“两端”而言。中庸的“庸”有用、常、平常三义。“中”“庸”合称，即中道之实用、中道为常道、中道可常行之义。这三层含义相互关连，构成了中庸一词的字面意义。

《中庸》一书阐明了“中”之全体大用，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中”指正心。指出道出于天，性自天命，君子慎独而恪守中庸之道，就能使天地万物各得其位，健康发展。

二、《圣经》中“道成肉身”的“道”

1.定义

【约1：1-4】“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万物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约1：14】“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   独生子的荣光。”

太初有“道”，道这个字在《圣经》新约希腊文原文是LOGOS，意思是话语。天道无二，因为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但万物都是藉着道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道造的。这就是无穷无尽变化之道也，散之在物理，统之在道。道是自存的，“太初有道”、“道成肉身”，道有人格化、人间化、天国化。[]道成肉身，有化身的意思，即上帝从天上降下，化身为人。道是天地人的本原。西方神学对解释三位一体，即圣父、圣子、圣灵，很是困难。但在中国传统经典中则能较好的解决这个困难。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14：6】陈慰中指出这里的道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可以理解为天道，该真理是地道，该生命是人道。尽管是天、地、人都有道通之，道“能原本之”。可以说“圣父、圣子、圣灵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圣父、圣子、圣灵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

【约1：1】“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在《创世记》一章，上帝创造时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说”，就是上帝的工作，上帝的行动。如此，上帝的言行即是上帝的道，上帝即是道的主体。上帝是《圣经》的中心，上帝的道是《圣经》构成的基因，也是唯一的要素。一般来说，道必须是明显的，才能使人认知和遵循，如果隐藏起来，谁能识别？可事实上，那些对某一时代、某一地方、某一些人或许是隐藏的，但反之对某些时、地或人却是显露的。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太11：25】真智慧和真知识是赐给那些谦卑和虚心之人的，也是预备给清心之人的。

道成肉身，即道是真神、道是真人。上帝的生命、意志、工作，和耶稣基督的生命、意志和工作，都与道有关，或者说都是道的活动。耶稣是完备的人、纯全的人，并且与上帝是一体。我们离开了道，与上帝早就隔绝了，而且死在过犯罪恶中。我们是死人，除了臭气以外别无所有。人充满了彻底的失败、绝望和痛苦。通行真道的方法，就是以信心作为通行证，重新相信，重新按照上帝的话去信、去行，与道成肉身的上帝合而为一，直至基督徒的生命更新到“肉身成道”。

2.道成肉身与基督教中国化

对于今天的基督徒而言，道成肉身的信仰实践仍是我们不断在思考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生活示范，恰恰可以为中国基督教提供强有力的实践榜样：

道成肉身的身份意识。道成肉身的基督在犹太人中间做犹太人，全参与到犹太人中，是对犹太民族社会人群的认同和融合，如果我们只是注重耶稣的讲论，而忽略他犹太人的身份就容易忽视耶稣生活着的有形的民族社会人群，今天中国基督徒要在中国将道化为肉身，是否考虑到真理之道也需要在生活中实践呢？即信徒对中国社会文化，传统文化等方面的参与、认同与融合。

道成肉身的社会意识。道成肉身的耶稣宣告人子来不是为了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马可福音十章45节，他走遍各城各乡，服务人群，他彰显了上帝，而不是自我。以上帝为中心的主耶稣，对同胞的尊重、肯定、接纳、怜悯与爱，塑造了谦卑柔和的形象。耶稣所服侍的人群没有民族身份，种族性别，富贵贫贱之分，他向所有人敞开胸怀，以爱人如己的精神来见证天国的福音。在今天的时代里，更应在生活和生命上建造以道成肉身的信仰，情怀，敞开自己，为社会的需要摆上作为基督徒的责任。

道成肉身的文化意识。道成肉身的耶稣生在犹太文化背景之下，在加拉太书四章4-5节，“及至时候满足，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耶稣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乃是要成全。耶稣没有废掉犹太的传统宗教以及传统文化，他不单成全犹太教，更是要把一个典型的犹太教民族宗教提升成一个普世性关怀的宗教。

三、儒家“中庸之道”与《圣经》之“道”的思想比较

诸子百家没有不言“道”的，且“道”作为中华文明的最高范畴，是诸子百家思想及学说共同追寻的自然规律、人间秩序和终极价值。Logos（道）源于希腊文，表示思想、语言、智慧、洞察力、理性等等，是思维运作的原动力。它与神性密切相关，也是基督教中的重要术语，被认为是整个宇宙的智慧中心，也就是上帝本身。Logos（道）在哲学中表示逻辑的完整性和合理性，也被用来描述个人的智慧和思考方式。《四书》之“道”与西方哲学中的Logos（道）语义相当而功能近似，是一种指向言说性、尺度性、本质性和秩序性的哲学范畴。

基督教的信仰是以Logos（道）为中心，而中国的儒家学问则是“道”中心主义。道者，导也、路也，率性之谓道。孔子的道即仁道。孔子曾说“人能弘道，其中孔子所表达的意思就是，仁道要靠志士仁人来实践、光大；并且强调人必须首先提高自身的修养，才可以把道发扬光大；而不能用道来装点门面，标榜自己。人能弘道，说的是一个人入道闻道悟道传道证道行道的全过程，人在行道即是弘道。“非道弘人”这个层面，孔子又把人实践仁道、推广仁道的主体作用绝对话了，否定了仁道影响人、改造人的社会功能和巨大作用。孔子一生奔走呼号、奋斗不息就是为了能使更多人知“道”，被“道”所导引，达到真正是社会和人文的和谐。

在中国，儒家中庸思想和基督教形成了一种思想对话。这种思想对话以儒家中庸之道为中心，把基督教和中国传统文化融合成一个全新的教学模式来反映现代中国文化特征，使基督教得以在中国落地生根。这种融合使基督教得以依托于传统文化，有效地融入中国社会，并在中国获得了很大的影响力和地位。

1.“宗教的道德”和“道德的教化”

儒家是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化，是具有“正心诚意”之深刻修养，而上达于天的。儒学常自勉，“内圣外王”之学[]，是指“外王”须由“内圣”而致，非内圣不可实现外王。孔子自白：“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孔子为学的极致是与天相知。他的大弟子曾子在所著《大学》中明言修齐治平的实现，是基于“正心诚意”以至“格物致知”。早期宣教士入华将物理科学翻译为“格致”，实则“致知”即孔子知天知我之“知”，而“格物”乃是宇宙间万事万物之“表理精粗无不到”（引朱子注）的大觉大悟。因此，儒家的伦常道德实与基督教“救世救民”的天国观，方式与途径有异，目标与实质则无不同。

基督教前身的犹太教。耶稣基督的来临，把原本轻看外邦人的犹太教更改成为世界性道德性的宗教。他承袭了旧约中“你要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及“爱人如己”的两大诫命（太22：37-38），而更发出了他所教导的新诫命：“你们要彼此相爱”（约15：12），他示范亲自为门徒洗脚，更实行爱仇敌，他从传统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而突破为有人打你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让他打，“有人抢你的内衣，连外衣也送给他”（太5：38-43）。这不是示弱或屈服，却是最大的道德勇气，他在逾越节晚餐后，在客西马尼园深夜祷告，然后被一个门徒出卖，甘愿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这是无与伦比的道德勇气，是崇高人格的表征。耶稣基督的教化是世间最典型的伦理教化。

历史上基督教信徒，写作了无数的神学著作，也出版了许多种“基督教伦理”的书籍和论文。然而，那些伦理著作，都从神学思想演绎出来的。换言之，基督教把伦理道德隶属于宗教信仰之下，不像儒家把教化信仰寄托于道德生活之中。人文主义的儒家是由人通至天（神），基督教则由神（天）通至人，两者都是世界性的顶级教化，都重视人的价值与尊严，都提高人的地位，使之与神（天）相合亦相通。但就说法而言，儒家是从“人”这边通到天（神），基督教则是由神（天）那一端通到人。所以儒学被称为“教化的道德”，当然，儒学的确不能称作宗教，但是中庸却宣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儒学的道德和教化都具有深远的天命根源，所以能与基督教相契合，而无牴牾冲突之嫌。[]

从儒家的悟道来看，基督教也盼望人们能够追求一种更高层次的一致性，即人们不仅要学习顺从，而且还要学会理解，将自己的行动置于大自然和上帝之中，发展出一种内心的悟道。在基督教的信仰中，虔诚的信仰和圣爱都代表着一种悟道，可以帮助信仰者把自己的身心置于上帝的视野中，从而实现被更新。像儒家一样，基督教也在教导信徒以礼善待人，并将自己投入到社会中去，为人类善举储备精神力量，因此，基督教也积极鼓励以爱为基础悟道的做法。

从基督教的悟道来看，一切行为都应被基督教的原则及精神知识来解释，要求追求这种最高智慧，为了保持至高无上的道德境界，使自己更接近上帝。由基督教角度出发，人们不仅仅要追求学习，而且要学会如何实践教义，让自己更接近完美，使自己获得真正的悟道。总之，儒家中庸之道与基督教的悟道都基于一种对自然的尊重，并通过积极的行为来实现信仰的落实，以达到超越自我的目的。

2.“人道体察天道”与“天道下贯人道”

道可知，必须从经典中汲取。《四书》被称为是儒学的“传道之书”，其中四位作者孔子、曾子、子思、孟子成为了儒学血脉，一脉相传孔子的言论思想和情怀，也成为了儒学学说传递圣贤道统的链条。到了宋代，朱熹编撰《四书章句集注》，他的编排顺序不再根据时代先后，而是根据义理和理解程度先后来编排的，顺序排列为《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荀子》、《礼记》、《春秋》。这些经典的排序是朱熹按照从儒家传统的儒学思想发展的顺序来排列的，前四卷涉及于儒家专家的话语，后三卷反映了儒家程序性的行为，以便不断提高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

“‘四书’所建构的，是一个立足于‘人道’去体察‘天道’，并致力于将‘天道’下贯于‘人道’，再以‘人道’去承载‘天道’的精神‘道场’和思想世界。”儒家也认为人是具有灵性的。人道上承天道，天道下贯人道，此即所谓天人合一之义也。就此而言，真正的“止于至善”，也就是“天人合一”。因此，对“四书”的义理做古典体贴和现代阐释，发掘蕴藏在古书中的“道脉”，并“激活”沉睡百年的“道体”，就成了本书的命意所在。

3.“天人合一”与“道人合一”

天人合一”有两层意思：一是天人一致。宇宙自然是大天地，人则是一个小天地。二是天人相应，或天人相通。是说人和自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故一切人事均应顺乎自然规律，达到人与自然和谐。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即表明人与自然的一致与相通。先秦儒家亦主张“天人合一”，《礼记·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认为人只要发扬“诚”的德性，即可与天一致。汉儒董仲舒则明确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成为二千年来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

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更多体现出追求一种超然境界的意趣，故比基督教“神人合一”的精神少了一些神性思辨，却多了更多人文内容。这种“天人合一”观念的现实基础既包括人与自然的协调，也蕴含个体对群体的适应。

中国哲学强调“天人合一”，基督教突出“道人合一”与上帝合一就是宗教信仰者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和终极归宿。道与人密切相关，而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个道弘扬出来。

四、“中庸之道”与《圣经》之“道”的相互成全

近现代的中国基督教神学家赵紫宸先生对他来说，中国的传统首先就是儒家传统，他极为看重儒家清晰的理性，特别是入世的精神，夫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孔子对人生满怀盼望，并致力于促进真正的人性得以实现，因此，儒家同基督教并无龃龉，是相互做补充和成全。

1.仁义礼智的成全

孔孟主张人有良知，良德为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尽心上，因此他乃主张人性善为，人无有，不善为，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有主张，人要存其本心，养其本性，而人若能存其心，养其性，孟子静心上又能不失其本心，孟子告子乃能达于至善之境了。

孟子又认为，人生而有四善端，他曾说，侧隐之心，仁也，修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立业是非之心，至也，仁义礼智，非由外硕我也，我故有之也，这便是孟子所说的人之四，善端依他的说法，仁义礼智这四善端全是人与生俱来的，所以主张人要存其心，养其性，这又是原因之一。

从耶稣基督生平，便可以看出这四善端的具体真相，他同情人之困苦，解除人之患难，赦免人之罪恶，拯救人之灵魂，正是他的侧隐之心的人之表现，他毕生对上帝有敬虔之奉献对人类做热诚之服务，拒绝罪恶之诱惑，遵行上帝之意，这又是他羞恶之心的意志表现，他不但要人注意礼仪的外表形式，更要注意心灵的内在且敬虔，所以不应因为古代的遗传而废弃上帝的诫命，更要以心灵与诚实敬拜上帝，这又是他恭敬之心的理智表现，他一面智慧答辩那些反对他的人的巧言盘问，另一面又深入浅出的将上帝的真理教导人，训练人，这又是他是非之心的表现，从上面所陈述的事实看来，圣经对于孟子所说的人与生俱来的良知良能，与仁义礼智四善端的思想，并非废掉，更是加以成全。

除此之外，耶稣既是一位真正的仁人志士，君子和大丈夫，而其品格更能超越于一般所公认的标准之上。

2. 神学化的国学与国学化的神学

中国的伦理观念，未来，以孝为主，孔子曾说，夫孝天之精，也地之义，也民之义，也民之行也。百善孝为先，所谓孝，最重要的是顺清之义，是以孝字长与顺字并用，称为孝顺，孟子说，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孟子离楼上而孔子，所以说王周公其达孝一乎者最大的原因也因乃由于他们能善记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之故，中庸19章，但基督教之孝道却由此更进一步，相信人有地上的父，但更有天上之父。地上的父子之道，君应以天上之父的旨意为依归，所以要继承的不独世人之志，而同时更是天之志，要述说的也不独是人之事，而同时更是上帝之事，所以信仰又不免与父权至上的封建思想有所冲突，于是又会为固有之道统不相容，除此之外，既是人人皆可称上帝，为我们在天上的父，则在上帝之前，既然人人平等，则在社会之中，在法律之前，易当人人平等，其信仰又与基于血缘关系，以宗法与封建两大制度为护符的特权阶级相冲突，因为既然人人平等，如同新时代下所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么，州官可以放火，百姓不能点灯的官僚特权阶层便不在，也不能存在而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曲记上的传统观念更不得不予以修正，于是与社会中得以利益的特权阶级乃又产生在意志上的无形冲突。

孔子曾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是一种对真正道统的理想主义，是他深深地明白和期待，当真正的道统，当真正行道之士和行道之人在这世上坚定所认知时，那么他可以安然死去了。

基督教相信人对上帝必须遵行诫命，而上帝对人又有亲如父子之关系。这对中国之走上法治、博爱与平等之路也可以发生很大助力，而作为中国文化之主流的儒学思想，应当趁此机会重新思考“天人合一”之道，成立中国之道统，此时此刻，若真有人创建国学化之神学与神学化之国学，则对中华文化以致基督教，都一定大有贡献。

3. 透过传统文化认知神学思想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绵延不息。中国人民立足“中庸之道”，兼容并包，以此形成了儒释道一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今天，身处中国文化处境的信仰实践必然离不开这深厚的传统文化土壤。从传统文化和神学思想相遇之时，传统文化就已成为认知神学思想的门路。

中国基督教的神学教育从来华传教士将学习中华文化与传播基督教信仰结合起来就开始了。早期来华传教士中一些开明的人意识到要在中国顺利传播基督教，必须先对中国文化有所了解，所以传教士们到中国的第一件事就是学习汉语、研读中国经典、了解中国风土民情、熟悉中国乡土社会。传教士们以尊重中国文化为神学教育理念，为今天基督教中国化作了很好的前期探索。其中，圣经经文诠释的中国化可以说是早期神学教育中首屈一指的工作。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取用儒家经典《诗经》《尚书》《礼记》中“上帝”一词来指称基督教的神。儒家讲“仁”，利玛窦就把基督教的“爱”诠释为儒家的“仁爱”，认为上帝之“爱”就是儒家之“仁”，他们以中国文化来认知神学思想，将基督教神学思想与儒家传统的思想融会贯通，才使基督教真正在中国扎根发芽，这一做法为后世带来深刻启示。

今天我们要走基督教中国化的道路，神学教育更要重视透过传统文化认知神学思想。只有对自身的文化有认识，才能对外来的神学理论有辨别和取舍。通过传统文化认知神学思想，才会让中国教会真正接受适合于自己处境的神学思想，也才能进一步进入神学理论的深层次探讨中国化路径。带有西方文化外衣的基督教思想，要在中国文化社会系统中传播，就必须先剥离西方外衣，适应中国文化，进入中国文化系统中与中国文化社会结合，在中国文化中找到相关的脉络系统，主动融入其中。也就是说，基督教在中国的立足成长必须用中国人所了解的语言、符号系统，否则中国人就不能清楚知道基督教神学理论，这样一个表达过程也正是“道成肉身”教义的体现。

中国人具有深厚的家国情怀，这是出于文化的教养，是我们文化中忧患意识、知行合一理念的具体体现。在三自爱国精神的指引下，在中华文化处境中，中国基督徒需要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涵养浸润基督教文化，构建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督教伦理道德体系，藉着传统文化注重知行合一的精神实践信仰，把信仰落实在具体的社会生活处境中。

任何一种神学都是处境性的神学，神学教育也是如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透过中华传统文化来扩展神学教育是基督教中国化的重要一环。基督教中国化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出现一批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有开放的胸怀和宽广的视野、具有高尚情操、有强烈的教会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基督徒个体。将中华传统文化与神学教育相结合正是要培养这样的人才，实现如此目标。

结论：

基督教义提倡拯救人类和儒家积极入世，兼济天下如出一辙，基督教义和儒家思想都强调诚信，宽恕的待人思想，特别是在物质世界发达的今天，基督教和儒家都强调精神世界的重建，坚守精神阵地，挖掘圣经教义教规中的积极因素，为社会发展做贡献。

现今，一个颇具现实实践性的方向就是在信仰实践中引导信教群众将中华文化精神和圣经内容相结合，倡导在神学教育中开展神学思想建设，倡导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和学习，倡导自觉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导践行神学思想。

因此，当今中国基督教的信仰实践，是将圣经应用在我们的处境中，而不是刻板的重复原本的在不同的文化处境中已有的圣经解释。神学的责任是去发现圣经及圣经所说的话，思考其对现今当下的意义。

基督教彻底融入到中国社会文化生活中的探索和实践任重道远。为了更好的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效的交融，生根、建造，我们必须坚持基督教中国化，透过中国化过程，使基督教真正根植于每个信徒心中，文化生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