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化是基督教的必由之路

靖玖玮   牧师

引   言

基督教神学处境化是普世基督教的必经之路，基督教中国化是中国基督教的必由之路。从保罗时代起，神学思想就与当时流行的希腊哲学思想相结合，这不但无损于基督信仰，而且更加充实了信仰真理。诞生于亚洲犹太之地的基督教现已成为普世性的宗教，在异地他乡的扎根发展都经历了“本色化”、“本土化”、“处境化”“在地化”……。因此，中国基督教也必须与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相融合，走基督教中国化之路径。

中国基督教会20世纪50年代发起的“三自爱国运动”则正是基督教“中国化”之政治层面的清楚表达，是基督教中国化的见证，同时为更深层次探索基督教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丁光训主教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曾指出，“三自”就是主张教会具有中国特点，这其实就是基督教会的中国化。丁主教曾多次向普世教会宣告说，就教会而论，三自就是主张教会的中国化，注重体现基督教会的中国特色。中国基督教成立“三自”的根本意义，不仅仅是要摆脱外来差会的控制，更重要的是与中国文化、历史经验及现实处境相结合，不遗余力地使中国基督教会中国化。

2015年5月18日—20日，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2016年4月22日-23日，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和教育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用团结进步、和平宽容等观念引导广大信教群众……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文化，努力把宗教教义同中华文化相融合。”

2014年，中国基督教两会举办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60周年纪念大会和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上，国家宗教事务局王作安局长对基督教的发展和中国化前进方向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因此，基督教界需要继续努力，把中国基督教中国化引向深入。可以说。中国基督教中国化是当下中国基督教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务。

一、基督教中国化的时代背景

1、基督教中国化源于政治上的需要   

宗教中国化是党和政府对五大宗教的共同要求，也是宗教的必由之路，特别基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都是外来宗教，必须走中国化的道路。就基督教而言，由于中国近代所遭受的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和政治对抗，使基督教在华不再单纯地为宗教存在，而是有了复杂的政治卷入。因此基督教“中国化”的政治层面是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60周年纪念会开幕式上，国家宗教事务局王作安局长在讲话中强调，要实现从“基督教在中国”向“中国基督教”的转变，实现基督教中国化，是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的重要目标，是基督教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道路的必然要求。因此，坚持走中国化道路，是中国基督教的安身立命之本和必由之路。

由于基督教传入中国的特殊历史背景与经历，更凸显了其中国化的必要性、迫切性与重要性。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是中国广大基督徒之梦，是基督徒应该共同为之奋斗的理想。中国基督徒已经与中国的国家命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中国化则是基督教在华更新与复兴的必由之路，是事关基督教生死存亡的道路。

世上有形的基督教会都是具体的存在于特定地方的教会，每一个地方的教会都必须面对、适应她所处的环境，都必须依存于其所在的处境。中国基督教必须理解和认同中国的文化、历史、政治体制、社会制度等等。中国基督教必须用中国的文化语言来阐释其信仰，必须用中国人能够接受和理解的方式来表明其意义。

几十年来，人们普遍认识到，当今中国社会没有必要、也更不可能排拒基督教；但不少人仍认为基督教本身必须改革，在中国应有适应中国当今社会主义社会的全新面貌，即理应与西方教会或国外教会有所不同。上世纪50年代，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主要是在政治层面考虑并实践了其中国化的道路，而在今天的形势下则必须往前走，从政治、文化和神学等层面来考虑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的存在及发展方向。为此需要新的构思和新的举措，真正体现出其与时俱进这一关涉基督教当下在中国命运及前景的讨论。

虽然中国基督教经过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自立运动、五十年代的三自爱国运动和九十年代的神学思想建设，中国基督教在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神学上，已经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但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和中国国内社会的现实需要，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基督教“中国化”的政治层面及其它层面已经完成其任务了。相反地，仍是任重道远，尚需付出艰辛的努力。

2、基督教中国化源于信仰上的需要

鸦片战争后，1842年始，中国与列强签订的《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的大门被迫打开。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开放为商埠，西方传教士也得到久居中国和传教自由的保障。

应该说，基督教进入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国耻相关联，其在中国的发展具有复杂性和曲折性的背景，“洋教”身份，始终是中国基督教的一个历史包袱。从历史上看，基督教从1807年进入中国，直到1949年，中国基本上处于国运渐危、内忧外患、丧权辱国的处境中，基督教的传教工作是伴随西方殖民主义扩张开始的，少数传教士甚至卷入和参与了侵略中国的行动，深深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这些历史包袱常引起激烈的学术论争、文化矛盾，甚至导致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紧张关系。

“非基运动”的爆发更是进一步对基督教带来了极大的冲击。“非基运动”的导火线是，1922年4月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决定在北京近郊的国立清华学校召开十一次会议。因《青年进步》及《生命月刊》的宣传，公开这次国际性的会议在中国举行。这次宣传和报道很快引起了上海一群学生的反对，他们发起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的组织，于3月9日发出宣言，公开指责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的罪状。3月11日，在北京出现了“非宗教大同盟”的组织，他们批评基督教不合科学，“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应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欲把宗教从人类社会中剔除，也就是要把基督教从人类社会中扫除。这两次宣言发表后，便引起全国学界响应，于是函电纷驰，对于教会不无仇视。

“非基运动”致使基督教内部不得不进行了反省：第一、“非基运动”激发了中国基督徒思想基督教与中国前途的问题。它帮助人重新评估基督教的意义。赵紫宸先生指出，“面对这次全面性的非基运动，基督徒开始对信仰的真实性加以检讨，同时开始回应基督教所面对的攻击”；第二、促使教会重视服务人群的工作，以表彰福音的社会责任。

基督教中国化虽已取得显著的成果，但任务远远没有完成，仍面临与中国文化、中国社会之间的张力与难题。从社会总体认识上说，仍然是“基督教在中国”，仍未达到“中国的基督教”的境界。基督教仍被一些中国人视为“外来宗教”、“洋教”。基督教在社会中还存在一些矛盾和冲突。一些外国教会或组织仍有重返中国，恢复旧有的隶属关系，重新恢复原来的宗派。新形势下，基督教中国化任务依然紧迫，面临的挑战和困难仍然很多。

3、基督教中国化源于现实中的需要

1979年，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大门打开，1982年，党中央19号文件下发，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全面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充分保障，五大宗教快速发展，基督徒人数也得到较快增长。应该说，30年的基督教热（1980年—2010年），备受社会各界关注，诱发社会上一些人的忧患意识和焦虑情绪。特别近几年，媒体上先后出现了一些批评基督教的文章和视频，最具代表性的如：（1）《基督教对中华民族安全的巨大危害性》，作者：佚名；（2）《较量无声》纪录片； (3)山东曲阜建盖教堂之争。无论是文章、视频，还是建盖教堂之争，基督教的发展给中国民众以下一些印象：第一、基督教是“洋教”的身份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第二、基督教仍然是帝国主义和平演变中国的温床；第三、基督教不正当的传教手段给社会带来了冲突；第四、基督教“一教独大”引来了社会以及政界的恐慌（因此有学者提出了“宗教生态平衡”论）；第五、基督教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及信仰带来了冲击。甚至有人提出要对基督教进行适当批判。总之，基督教并没有真正融入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中，没有与中国同胞同甘共苦，仍然被视为外来宗教并充当着西方和平演变中国的急先锋。

在一些知识分子和政界官员看来，一部分基督徒在部分区域的传教过程中采取的一些非正常手段，不时引起一些冲突事件，特别私设聚会点的大量出现，给党委、政府的管理带来了挑战；一部分基督徒和教职人员，不愿正视和不愿承认，基督宗教大规模传入中国伴随西方殖民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苦难这一基本事实，导致社会对基督教有不同看法。不论这些观点与事实有多么大的出入，但基督徒的增长的确给了人们这样的印象。面对这些问题，基督教界必须思考，基督教应该如何与当今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谐共处？怎样使基督教更好的适应中华民族，更好的被中国人理解、接受，不再认为基督教是外来宗教，而是与中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宗教，是为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梦这一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中国到底有多少基督徒，一直是一个常常引起争论，但却没有标准答案的老问题。一少部分有政治倾向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及未登记教会的人说，中国基督徒已经达到了一亿以上，最夸张的说法是一亿七。而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国内一批学术机构依据大量田野调查得出的数据显示，中国基督徒（登记和未登记教会）人数在3000万至4000万之间。个人认为，这比较接近中国基督徒的实际数字。一个简单的逻辑就是，如果中国基督徒真达到一亿以上，那标志着中国基督徒占总人口的比例已达到或超过了百分之十。但实际情况是，除了浙江温州号称百万达到百分之十外，全国没有一个省、市、自治区达到这个比例，绝大多数省份在百分之一以内，少数几个省份百分之一多一点，但也仅仅在百分之二、三左右。

2010年之后，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教会信徒人数大量萎缩，一个容纳二、三百人的教堂，现在也只有一、二十人礼拜，礼拜的信徒大多为老、弱、病、残。城市里的教堂也并没有看到所谓的爆炸式增长。相反，大量移民到城市里的基督徒一部分因着生计所迫离开了信仰。我们有两组数据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第一、三一国际礼拜堂2010年之前，每年受洗的人数在500人左右，2011年之后，每年受洗的人数在200至300人之间，最近几年，每年受洗的人数不超过100人；第二、1998年云南省基督教两会统计全省基督徒人数80万左右，2008年统计仅有60万，2017年统计仅有50万。这说明，很多地方在减少，个别地方缓慢增长，但基督徒总体人数是在大量萎缩。所以，夸大基督徒的人数对基督教的健康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

二、基督教中国化的路径

1、政治层面：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并与之相适应。

在当下，基督教中国化首先要有一个政治定位，也就是对当今中国政治的认同。在中国基督教强调中国化，就要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积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宗教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和活动的，必须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对每个公民的基本要求，这也应该是对基督教中国化的基本的政治要求。

而“三自爱国”是必须坚守的基本立场。中国基督教会20世纪50年代所推动的“三自爱国运动”则正是基督教中国化在政治层面的清楚表达。教会要认识到处理好政教关系是教会自身发展的必然需要，周恩来总理的《关于基督教问题的四次谈话》这篇文献中，从宏观角度定下了新中国政教关系的基调，基本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在宗教与政治关系上，要求宗教界通过积极的行动，努力使自己“对新中国有益”；在宗教与政党关系上，坚持信仰上互相尊重、政治上团结合作，巩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与宗教界的统一战线；在宗教与政权关系上，坚持政教分离的原则；在宗教与政府的关系上，达成一种默契，尊重宗教信仰自由，但“不能无原则”。从世界范围看，后冷战时期的中西冷战还在继续，意识形态方面的博弈有增无减。因此，面对复杂的形势和各种选择时，广大基督教界人士一定要坚守“三自爱国”这个基本立场，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敏锐的意识，坚持认同中国的政治体制、社会制度，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坚决处理好爱国与爱教的关系，作为中国公民首先要高举爱国主义旗帜，自觉遵守国家法律，坚决抵制境外一切利用基督教进行的非法、违法的活动和各种异端邪说，这是底线和红线，绝对触碰不得。

2、社会层面：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承担中华民族复兴的使命。

在社会层面，基督教中国化在于为当代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社会和谐做出积极的贡献。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塑造基督教“爱的宗教”形象，进一步改善人们对基督教的观感。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承担中华民族复兴使命，为实现中国梦做出贡献。

“发挥积极作用”是基督教中国化的重要实践。改革开放以来基督徒的人数在中国大陆增长较快，但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基督教会显然尚未完全适应整个国家在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法治与社会公德建设、社会服务与慈善公益、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等诸多领域的迫切需要，尚未充分发挥出其应有的、积极的、重要的社会作用和文化影响。这便意味着，基督教在当今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恐怕不在于“信徒的数量”，而在于“教会的质量”。说的简单一点，就是能否在经济社会文化建设中发挥正能量。从教内来看，经典与教义肯定是最重要的，是信仰的依据，但从教外看，特别是对整个社会、民族或国家来说，基督教能否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中充分发挥其积极的、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今天，基督教在推动合乎国情的道德伦理观建设、社会公益慈善、中外文化友好交流等方面继续努力，尤其是在引导基督徒对和谐社会建设、社会道德规范、共同建设美好家园、实现中国梦的自觉认同方面要加强，在社会建设、社会信任、社会正义、责任伦理以及社会救助层面有更多、更大的作为。

主耶稣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太二十28 )使徒保罗说：“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罗十二17-18) 进一步拓展公益慈善事工，提升社会服务水平。近年来，中国基督教“两会”及各省基督教“两会”均按照国家宗教局的要求，在每年九月份都会开展“宗教慈善周”，可以说，基督教界在公益慈善和社会服务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有不俗的成绩。但在基层，积极性仍然不高，重传教事工，轻社会服务，不少公益慈善工作是响应政府和社会号召而为。为此，各级基督教两会要加强引导基督教界树立正确的服务理念，加强慈善理论研究和慈善文化建设；组织更多的基督教场所教牧人员、信徒参与公益慈善工作。有条件的团体和场所开展公益慈善工作，设立慈善基金会及基督教界有优势、社会需要的领域开展社会服务工作。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教会可量力而行，开办敬老院、孤儿院、自闭症关怀中心及救灾、扶贫等活动。在公益慈善、社会服务方面，发挥自身优势，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和谐做出贡献。   

3、文化层面：以中国优秀文化为土壤，使基督教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有益组成部分。

“扎根中华优秀文化”是基督教中国化的重要基础。基督教中国化的文化层面涉及到基督教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以及如何与中国文化互动、融汇、共构。基督教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倾心是基督教在中国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前提。中国古代各种宗教相互交流、融合的实践充分说明，各种宗教只有深深根植于中华文化的沃土，放下自我中心主义思想或排他主义思想，才可能变成促进社会和谐的积极因子，更是构建基督教“中国话语”、“中国思维”的重要基石。坚持基督教中国化，就必须根植于中国文化，用中国思想、中国精神“化”基督教，使其吸收、体现、培育、践行、弘扬中国思想和中国精神，自觉充实、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在当下的社会主义中国，实现基督教中国化之文化融合有两方面的要求：一方面要深入研究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点，用中国文化或中国人所熟悉的方式来诠释基督教教义和表达基督教信仰，以中国文化的资源来丰富基督教文化，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督教文化；另一方面，是要挖掘基督教教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融通的思想，进一步增强与社会主流价值的契合度，引导并提升广大信徒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正如赵紫宸先生分析基督教融入中国的途径时所说的那样：要使基督教“属于中国人的”，就必须与中国文化相融合。

保罗说“……向什么样的人，我就作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林前九22-23 )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道成肉身所启示的真理就是，上帝的道、福音的本质是永恒不变的，但作为基督身体的教会在地上是具体的、丰富多彩的。道是在具体的环境中成为肉身的。汪维藩教授说：“‘道在这里成为肉身’。‘这里’，是一个有着数千年文化传统，且又饱经忧患，历尽沧桑的民族；而基督的‘肉身’，则是在苦难中与自己的民族中认同，并在苦难中造就了自己的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教会。”

当传教士初到中国时，为了适应中国文化、习俗，他们学中国语言（包括汉语和少数民族语），穿长袍马褂，与中国各民族认同。之后，传教士为传教方便和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素质，创制了许多少数民族文字。今天，云南省基督教两会为了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先后翻译了七种少数民族圣经和数种赞美诗歌供各少数民族教会的弟兄姊妹歌唱。

近几年，中国社科院石衡潭研究员在中国各地基督教场所举办了多场“圣经论语对读”。石博士认为，基督福音是要与中国文化交流、融汇，而不是毁坏和摒弃之。基督徒应该读《论语》，而不是对中国文化漠视。三一国际礼拜堂也曾邀请石衡潭先生来此讲座，对昆明基督教会带来了正面影响。这也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相融的一种尝试。

茶道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过去一提到茶道，首先想到的是其它宗教。但云南省基督教两会近几年在探索茶道与圣道（圣经）的结合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与大益茶道院出版了《牧师也爱茶》《天风茶韵》等书，先后举办了多场茶会，在三一国际礼拜堂、北辰基督教堂开办了“茶道团契”，这些都是云南基督教中国化的成果。

4、信仰层面：以《圣经》为依据，持守基本信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傅先伟长老在纪念丁光训主教诞辰100周年暨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上说：“基督教中国化就是中国教会以《圣经》为依据，持守基本信仰，继承大公教会和宗教改革的传统，在信仰和社会实践中，扎根中国文化沃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处境中传扬福音、见证基督、办好教会，积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基督教中国化的进程中，中国教会应当高举《圣经》权威，持守信经所表达的基本信仰，借鉴普世教会的信仰实践、灵性经验和神学遗产，吸收中国文化养分，以中国人能够理解的语言和思维方式来表达信仰，建构中国基督教神学。”

5、神学层面：以加强神学思想建设为抓手，推进基督教中国化。

基督教中国化的重要抓手就是继续推进神学思想建设。1998年秋“济南会议”以来，中国教会在神学思想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中国教会在神学思想建设中归纳出的十五个命题，比如：强调世界末日，片面理解主耶稣的再来，否定今生的努力；以“信与不信”来划分人群，造成人为的隔膜甚至对立；以“听从神不听从人”为由，藐视国家的法律、法规；把三自爱国运动误解成是“政教合一”的运动；片面强调“属灵”，轻视理性，使一些信徒的信仰趋向狂热与迷信；只注重个人得救，却忽视基督徒应有的社会责任，信仰功利化的现象严重，等等。此外，各种异端、邪教混乱教会，使基督教的形象被严重歪曲。所有这些思想若不及时予以纠正，基督徒的信仰素质难以提高，教会的发展和福音传扬会受到阻碍，中国教会来之不易的合一成果将遭到破坏，中国基督教就难以与社会文明进程相协调，难以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难以很好地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

神学思想建设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我们认为，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建设还在路上，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成果。比如，神学思想建设在某些方面与教会现实脱节，上热下冷，神学思想建设只在省级基督教两会以上的层面做的多，而州、市以下的基督教两会或教会较少参与，对推进神学思想建设这一事工重视明显不够，导致神学思想建设在一些地方发展不平衡；神学思想建设成果转化为讲台信息比较滞缓，未能及时引导教会健康发展，等等。为此，继续推进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建设是基督教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基督教未来的一项重要工作。

6、教堂建筑：在新修建的教堂中，应以本土建筑适当融入传统元素的建筑风格为主。

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恢复三十多年以来，基督教在恢复教堂的同时，又新建了一些教堂，但这些教堂中相当一部分是无新意、无传统文化元素、无本土文化色彩的教堂，而是简单地、机械地重复欧美的哥特式、罗马式教堂，这样的效仿成为与当地的环境不协调的建筑；同样基于历史原因，这样的建筑让人产生许多联想，对基督教真正融入中国人民的政治、文化和生活中带来了消极的影响，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副作用。为此，在新建教堂中融入本地文化、民族特色，是我们应该重视的工作。云南省瑞丽市、陇川县、弥渡县等地的新建教堂突出了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结   语

基督教自传入中国开始与中国文化间的对话已有上千年，都面临中国化问题。唐代景教(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派)用佛、道教术语表达自身信仰，明代天主教以儒释耶、“补儒”、“超儒”阐释信仰，都是一种在中国古代某一具体历史时空当中的处境化。因此，也就是一种特定形式的“基督教中国化”。

近现代的爱国基督教领袖们如俞国桢、张亦镜、吴雷川、王治心、赵紫宸、谢扶雅等，近期的有吴耀宗、丁光训等对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也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对基督教中国化作了不懈的探索和努力。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基督教通过三自爱国运动，摆脱了外国差会的控制，基本上摘掉了“洋教”的帽子，实现了自治、自养、自传，走上了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的道路，在中国化道路迈进了重要的一步。改革开放后，中国基督教界不断探索，以“三自”原则办好教会为目标，积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促进了基督教会的健康发展。

现如今，中国基督教的任务就是要完成基督教中国化的使命。沈以藩主教曾指出：“基督虚己，参与世人的生活，是与广大人民的认同，基督教应该脱下西方文化的外衣，谦卑、正确地认识自己，重新审视中国人的自我身份，与中国人民的思想紧密相连。通过服侍人民，深深植根于祖国人民之中，与广大人民同呼吸、同命运。怀着对我们骨肉之亲的深厚感情，与广大人民休戚与共。”然而，三自精神正是响应了基督教对“中国人”、“中国政治”、“中国文化”以及“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中国化”已成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的应有之义。在中国基督教走“三自”道路之前，“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但经过几十年的“自治、自养、自传”后，已转变成为“多一个基督徒就多一个好公民。”

综上所述，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经历着由基督教“本色化”、“处境化”到“中国化”的进程，深入扎根于中国的土壤，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当前的政治环境、现实环境、人文环境等中国因素相适应，是在经历空前的发展，具有划时代性的意义。基督教发源于亚洲小亚细亚，固有当地特色文化，生根于中国，理应弘扬中华文化，努力把基督教教义同中华文化相融合，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我们期望，经过基督教中国化，真正使基督教成为中华民族的宗教，使基督教与中国的现行制度相适应，融入到中国的文化中。   

2017年11月20日